19世纪下半叶，西方大众传媒都在讲述有着相似结尾的故事，即欧洲殖民者进入北非沙漠探险，曾郁郁葱葱的某处，因气候变迁成为荒漠，且沙漠化仍在继续。当时人们对环境恶化甚至未来气候灾难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为了对抗干旱化与荒漠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旨在改造环境和气候的大型工程应运而生。世界多个干旱地区的探险家、工程师和殖民地官员开发了一些项目，希望利用工业技术的力量，将沙漠转变为肥沃的土壤，让气候适合欧洲人居住，并在此从事农业生产。

虽然这些工程在理论基础上与今天的气象学、地质学等学科相冲突，且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工程技术水平与国家能力，只存在于规划中，但这揭示出这些气候工程及其背后的气候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殖民主义，同时说明气候问题并不是从20世纪90年代突然由“复杂的科学问题”转变为“热门的政治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美国环境史学者菲利普·莱曼的《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讲述的就是关于大型气候工程的故事。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 [美]菲利普·莱曼著，赵昱辉译，bet36体育在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定价：79元。（出版社供图）

宏大的工程

本书涉及的3个大型工程分别是法国工程师弗朗索瓦·鲁代雷19世纪末的“撒哈拉海”计划、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索尔格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特兰特罗帕项目，以及德国景观建筑师海因里希·维普金-于尔根斯曼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方总计划”。

“撒哈拉海”计划是用运河将地中海的水引入最靠近突尼斯海岸线的吉利特盐湖，并以此为基础将整个盐湖盆地还原为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曾描述的内陆湖泊，淹没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境内的大部分沙漠。海水构成的咸水湖虽然不能直接用于灌溉，但水体蒸发将产生更多降水，从而逐步改变该地区气候，为欧洲人获取新的定居地，也方便法国势力深入内陆。

与之类似，亚特兰特罗帕项目的方法是，向撒哈拉沙漠输送大量的水以改变当地气候。但它的工程更为宏大，首先要在直布罗陀海峡建一座切断地中海从大西洋获得水源补给的大坝，再安装巨型水力发电机，等地中海缓慢蒸发，就可利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落差发电来弥补欧洲迫在眉睫的能源缺口。

该项目甚至认为有余裕水量开发非洲，即将海水抽送至撒哈拉沙漠，形成可供通航的大型湖泊，以此提高降水量改变环境与气候，为欧洲“过剩”的人口提供栖居之地，创造一个能够摆脱环境恶化与现代文明弊病的全新社会，而此处的非洲居民则要全部迁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东方总计划”则试图阻止东欧的“草原化”，并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景观与居住改造。其中景观改造的核心是种植灌木篱墙和森林以遏制草原，同时开凿湖泊和水库增加降水。

抛开其政治内核及技术乐观主义与文化悲观主义，这3个大型项目的共同之处在于假定气候的纯粹区域性解释，因此认为可以通过改造环境地貌的地面干预影响该地区气候的长期变化。

失败带来的思考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气物理学和基于计算机的气候学的发展，从全球大气过程的影响中推导出局部天气和气候条件的范式日益成为主流，全球变暖与局部气候影响之间的联系逐渐成为长期研究的对象。此后的研究者不再像19世纪处理撒哈拉沙漠问题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那样，从局部荒漠化的气候变迁推演全球过程。

虽然这3个设想都未付诸实践，但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仍然想通过地面干预建设气候工程，如苏联通过实施灌溉和建造水库引发气候变化，从而将大片干旱土地变成沃土。

虽然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处理荒漠化问题带有政治色彩，但本书强调，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荒漠化不能只是通过单方面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予以解决，它实际上与全球大气现象有关。因此，在实践中应始终保持对知识体系与工程项目整体的敏感。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旨在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究竟是什么促使欧洲人开始思考大范围的气候变化问题？换言之，他们为何担心大范围的气候变化会将郁郁葱葱的森林变成无边无际的沙漠？工程师如何以及何时何地从理论中找到灵感，设计出这些试图将沙漠变回森林的工程项目？关于气候变化和变化中的气候理论又是如何融入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地理学和文化悲观主义哲学中的？

无疑，尽管这些计划都失败了，但其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气候工程学的研究。